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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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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  

2009-05-05 11:14: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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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

 

中国当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将有与以往历史不同的难处,一是档案解密程度低,二是档案情况复杂。从理论上说,就是将来档案解密了,还有一个判断档案的问题。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强调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的观点,将成为一个判断史料的原则思路。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资料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而且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我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事非;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意。

下面将要引述的是一个国家机关当年的秘密材料,来自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282期第140页。它所反映的问题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件相关。这个材料的撰写者是当时国家机关的新闻记者,他有在历史处境下自己的职业伦理,虽然多数人现在还健在,但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通常不会去追问这些撰稿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个职业规定外,他们具体叙述的历史,虽然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些史料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具体历史的细节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现场感受,这些是我们在正史材料中所感受不到的。

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

[广东分社七日电]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普遍存在着“准备怎样搞,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这问题引起了该校教授们种种的思想顾虑。有些教授担心考据工作的要被否定。个别教授说;“否定了胡适,便否定了自己的一大半,谈何容易”。中文系部分学生向教务处和校刊室反映了一些教材中的错误观点,要求自下而上开展一个检查和批判运动后(学校方面未同意这样做),教授们更形不安。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成了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中文系教授容庚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他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梁方仲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毕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蓝虽会批判人,但自己无底。”历史系主任说:我们系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胡适的课,关系不大。又说:胡适的观点已属过去,谈不上“大影响”,只能说是“残余”。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思、吴重翰等把胡适的政治态度和治学观点割裂开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学方面却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时他们大骂俞平伯而捧胡适。容庚在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一面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枉费精力的废物”,这是他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的结果;一面却颂扬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学习的”。

有些坏分子从中破坏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曾有人寄了一封匿名信给中文系主任王起(民主同盟),叫他不要“盲目”跟共产党走,做共产党的“应声虫”,并且恫吓他说:“二十世纪是共产党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他们的。”王起接信后思想曾一度不安。(中大党组织已及时对他进行解释,勉励他仍积极地领导该系的讨论。)(潘国维)

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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