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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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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  

2008-11-19 08:09: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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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

——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

 

                        谢 泳 

                  

百年中国文学中存在两种悲剧,一种是“鲁迅悲剧”,一种是“赵树理悲剧”。

所谓悲剧是指这两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价值最后都以一种形式上被高度认同,而事实上却被完全否定的结局完成,作家本人的历史命运处在一种悖论中。

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只有鲁迅和赵树理这两个作家,在一种意识形态中被高度认同。具体形式就是鲁迅和赵树理都曾被作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方向”提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几句话中,连续使用六个“最”来评价一位故去的作家,可以反映出对这位作家认同的急迫心情,这样的评价方式,在“文革”中又用来被评价评价鲁迅的人。1949年以后,几乎所有在此之前成名、当时还健在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曾受过各种形式的批判,鲁迅是唯一例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鲁迅已是故人。但就是这样后来还是出现了“鲁迅活着会如何”的疑惑,这个问题提出本身就是对鲁迅命运的一种追问,虽然是一种假设性质的问题,但却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鲁迅在1949年后命运的可能性,特别是传达出了高度评价鲁迅的的政治意图,事实上是为鲁迅设定了批判的边界,鲁迅自由的批判精神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由,而这与鲁迅精神已相去甚远。据周海婴讲,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天,罗稷南也参加了座谈。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问题十分认真,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i]关于是否存在“鲁迅悲剧”以及这种悲剧形成的原因容当以后再论,本文从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讨论“赵树理悲剧”的成因。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去世后,赵树理是唯一没有到过延安,但能获得延安文化高度认同的作家。1943年,《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很快得到杨献珍、彭德怀、李大章等中国共产党北方主要负责人的高度评价。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能在极短时间能发现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是非常难得的。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最后得到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和他的文学成果,应当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ii]后来由陈荒媒执笔写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由此开始,当时左翼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赞扬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赵树理对于农民有特殊感情。他能写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自觉的生活体验。他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就自觉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四十年代初,他在太行山根据地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以后,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批准了他过去的主张。[iii]延安文化认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本身并不是注重他的小说精神,而是注重小说的形式,彭德怀给小说的题词是“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这个题词中的关键词是“通俗做事”,事实上以后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始终在“大众化、通俗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层面上,表面观察,“赵树理创作方向”中存在形式重于内容的现象,实际上对形式的肯定是建立在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当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当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方向”本身的意义也会消失,形式上再通俗,再大众化也没有意义。特别是在1949年后,当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越来越多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的时候,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赵树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对于“三面红旗”就曾提出过批评,他写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1959年,他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国家对集体生产的部署,只管其应该向国家交售的商品部分,其它不要管。六十年代,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讲了自己的这个建议。1949年后,赵树理虽然也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赵树理是“山药蛋”派作家中最具悲剧命运的作家,他一生为了“人能活得像个人”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没有人权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山药蛋”派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作家,又是最早离世的作家。

“赵树理悲剧”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当一种意识形态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强调作家创作的某一侧面时,并不意味着对作家文学活动本身的全面肯定。当意识形态需求满足后,被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就被抽象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与原初作家的文学活动已脱离了关系。这种符号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本身的需求做各种各样的阐释,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鲁迅悲剧”和“赵树理悲剧”中都有这样的意味。恰如欧克肖特所说“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iv]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但凡被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和文学活动,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常常为意识形态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在“鲁迅悲剧”中可能是“反抗性”,在“赵树理悲剧”中可能是“通俗性”,一为内容,一为形式,以此观察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名成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的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小二黑结婚》在叙述太行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把主题集中在反封建的一个具体事件上,也就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方面,作为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精神扩展的基本内容,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成为赵树理这篇最知名小说的主题。中国百年文学发展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是从变革当时的婚姻制度开始的,因为革命运动以动员青年参预为主要方式,而对青年来说,变革婚姻制度是较有效的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反抗旧式婚姻制度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这也通常被认为是启蒙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反抗旧式婚姻制度中,对女性权利的张扬和认可是以预设女性为旧婚姻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为前提的,这也大体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但较少有作家深入揭示“娜拉走后”的问题。赵树理也没有超越这个历史局限,他以“大团园”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人权、民主、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人权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i]《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海口。

[ii]参阅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第30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济南。

[iii]董大中编《赵树理写作生涯》第20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北京。

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著,张汝伦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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