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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日志

 
 

1949自杀  

2006-12-29 19:3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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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自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针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

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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