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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日志

 
 

老派知识分子  

2009-09-08 11:36: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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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看前辈如何帮助学生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出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招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听说韩国早年公司里选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凡没有参加过学运的人,他们一般不要,我以为他们这个判断很有一些道理。

中国早年凡做过大学校长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规律。西南联大学潮的时候,政府派傅斯年去处理,当时冯友兰就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我这些感想是因为最近看一本《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时想到的。方显廷这本书为我解答了多年前的一个疑问。方是中国著名的工业经济研究专家,今天南开大学在这方面还非常有名,它的基础就是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何廉,一个是方显延,还有一个是李锐。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就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9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300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300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企业文化公司出版,1986年)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公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9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58页)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做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方显廷早年在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学徒,后来就是得到穆藕初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最后成就自己人生的,所以他对穆先生帮助学生的事就特别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过穆先生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说穆先生常常和他提到这样一件事:“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资助这5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5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21页)

方显廷回忆说,穆先生资助的这5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员;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

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5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如果蒋梦麟在“五四”时期做过这样的事,那么千家驹的回忆大体也是可信的,虽然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没有提到这些事,胡适也说过,蒋的这本回忆录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但这样的故事,就是传闻,人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其中保存了前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物归原主


这些年,听说在旧货市场上,名人的手札极为走俏,专事此项收藏的人很多,相关的出版物也时有所见。我在旧书网上,也经常看到有名人的此类物品出现。由这些东西,我想到了老辈知识分子间的一个习惯。

中国老辈知识分子,在交往方面,还生活在手工时代,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不能写字的。虽然字有高下,但都能拿得出手。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是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再就是赶上了电脑时代,除非专有爱好。在今天的一般的读书人中间,手写书信的时代算是过去了,手写书信在文人交往间的意义也在消失,出版手札类读物、装裱往来书信一类雅事,在以后的文人中可能更是少见了。

因为经常看到这一类的出版物,就想到了一个小问题,那些名人书信的归属权在哪里?一般说来,除非特别有心思的人,旧文人间的交往中,随便写出的书信是不会有存底的,而书信又是完全的私人往来物品。有人有保存的习惯,有人则随看随弃。因为人是一个变化的存在,名人也不是天生的。和大人物往来的书信,一般人都有保存的意识,但和普通人往来就不一定在意这些小事了,但平常人后来成为名人的也不鲜见。

我听一位老前辈说过,过去他们处理这些私人信件的一个办法是,在自己老了的时候,把这些信件整理好,送还写信人或者他们的后代或者亲属,不管这些东西多宝贵,都要送还,越宝贵越要送还。在他们眼中,虽然信是写给自己的,但他们一般不把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看成是自己的东西。当然这是指来往较为密切的朋友间的事,要求把所有私人往来信件都物归原主,也不可能做到。而且这个习惯,特别指的是那些比较宝贵的东西,平常物品,送还不送还都无所谓了。

老辈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习惯,其实不仅表现品德高洁,更有一种对人生的理解,他们不把友谊当财物看,把朋友送给自己的物品当财物对待,不是他们的习惯。人生中总难免遇到这样的事,我想比较好的处理办法还是两条,要么物归原主,要么送给公家。在这方面,其实也考验人的境界,也更见人的精神。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一生,确实当得起这副联语。可举一个小例。

胡适在1943年1月4日的日记中有一条补记:“昨天卢芹斋夫妇来访。他去年送我一个绿玉的香炉鼎,价值2500美金,我留在馆中陈列了半年,下任时,带了来还他,今天请他带了回去。”

卢芹斋是近世有名的古董商,据说,早年中国流到海外的文物,有一半是经他手出去的。他送给胡适的东西,其价值可以想见,1943年的2500美金是一笔巨资。

胡适一生有许多优点,一是敢负责,二是不爱财,三是凡事替别人着想。我们读胡适晚年和胡颂平的谈话,最常见的记载就是胡适总为他周围的人着想,凡在周末和节日期间,都不忘记关照他们回家休息,特别是对照顾他的护士更是非常体谅,极有人情味。当年周汝昌为研究《红楼梦》,写信向胡适借《红楼梦》甲戌本,周汝昌去取书时才第一次和胡适见面,那是海内孤本,但胡适没有让周汝昌失望。胡适的心胸何等开阔,这开阔来源于内心的自信和对人生的通达。胡适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那么高的声望,除了他的学问,更有他的人格!


不骂帮助过自己的人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起翁文灏,有一点微词。大意是说翁文灏对他手下的人太过苛刻,胡适特别提到吴景超曾说翁“太难服侍”。胡适和翁文灏是老交情了,但最后对历史的判断却很不相同,胡适的日记中也记载过:1948年,在国民政府最困难的时候,翁文灏显得很烦躁,曾说过这么个烂摊子落到了我身上一类的话。翁文灏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后来他对蒋介石失望,选择了回到中国大陆来。当时他是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位列第12位。翁文灏先到了法国,1951年1月,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62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大陆。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翁文灏对自己的长子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这边的态度还算不错。

翁文灏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深,在他们身上,有许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

按说翁文灏选择回到中国来,对当时的蒋介石打击很大。虽然从政治方面来说,翁的选择已表明他和蒋已经决裂,但他对蒋的人格还保持尊重。他回到大陆来,按当时的情况,他其实非常为难,因为在他回国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条件对一般人来说不难做到,人家让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对像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内心是最难以接受的,因为蒋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翁文灏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一个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这边一定要让他骂蒋介石,但翁文灏给邵力子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能骂蒋。(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kk翁文灏》第284页,兰州大学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知遇之恩,因为人生总有第一推动力,世界上没有所谓应该的事,一个人再有才能,他还得遇到机会。给你机会并帮助过你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西方人讲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虽然不错,但这句话常常成为背叛恩情的一个借口。我还是感觉中国传统在这方面更近人情,因为“真理”是抽象的,而“吾师”却是具体的,在这方面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前一段读过一本《废名年谱》,其中也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周作人是废名的恩师,周作人当年从监狱出来后,最关心他的是废名,在这种师生关系之中,有许多超越现实政治的东西在其中。

记得曾读过龚育之先生一篇谈论胡适的文章,其中也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记得汪子嵩曾和他说过:当年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因为贺麟早年曾给蒋讲过黑格尔,抗战时期,贺麟为实践学术救国理想,曾在中央政校授课,受到蒋介石的专门约见,并接受过蒋的资助,创立“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出版过一些西方哲学著作。

中国老辈知识分子思想很新,道德很旧———讲究礼义与仁爱,讲究诚信与道统,并贯穿自己的一生。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风习,转化到他们身上,内化为一种道德力量。虽然后来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公开表现,但在他们内心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月4日、2月1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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