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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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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3 12:0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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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兆平先生为厦门市文联主持一个学术沙龙,每月一次,参加者多为本地的文学爱好者,沙龙学术气氛很浓,是一个有利于学术交流的场所。承俞先生不弃,约我去与朋友们交流过一次淘旧书的感想。后旭东整理了发言,取其中还有内容处成一小文。再次感谢旭东的工作。

 

旧书业的兴盛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

 

谢泳发言:

 

我就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中国旧书业和学术研究的关系,二是淘书和历史研究或者文学研究的关系。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王国维、罗振玉等人而发生的。这个契机跟中国旧书业是有关系的。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繁荣的时候说:“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过一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他还认为,当时旧书业的繁荣导致清代学者的成长,特别举了凌廷堪的例子。

我们通常认为,甲骨文、敦煌文献、清朝内阁大库档案这三个东西的发现促使了近代学术的转型,而这些又和旧书业的繁荣有一定关系。这些东西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人不太懂得其价值,慢慢流传出去,在旧书店的传播中被有见识的人发现。比如说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罗振玉早就知道这个东西放在当时的学部,后来流出去,他买回来重新整理,后来大部分卖给了当时中研院的史语所。

1949年以前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大的学者如王国维、鲁迅、胡适就不要说了,就是一般的学者,基本上和旧书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像胡厚宣的《中国甲骨文合集》,旧书业帮了大忙。罗振玉最早编的《殷虚书契》和《殷虚书契菁华》,也基本上是靠收购和抢救旧物来完成的。

到了50年代,中国的旧书业趋于一个衰落的过程,但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北京的琉璃厂、东安市场还有很多的旧书业,有大量的东西流散出来,一些学者就是通过收集这样的文献来总结当时的学术。

到了文革,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的旧书业基本上是歇业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又慢慢恢复,但还是以中国书店为主。中国书店实际上是以古籍为主,古籍以下的文献比如说近代一些零散的文献,中国书店也有,但基本上不以这个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大量的旧书店开始慢慢恢复和繁荣起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还是以中国书店为主;在民间,以大量的旧书摊或者民间的旧书店为主。

实际上中国现在比较繁荣的是网络旧书业。网络的旧书店有两家比较大,一个是孔夫子旧书网,一个是布衣书局。网络书店跟传统的实体书店还是有一些区别。它的好处就是信息和系统性比较好,它的信息比我们在传统旧书店面里获得的信息更丰富。

我们通过简单地叙述历史,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学术的繁荣,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确实跟旧书业有一定的关系。旧书业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相当高的程度有取代公共图书馆的意味。虽然旧书店里面各方面的文献,不一定像图书馆那样整理得那么有规则、有条理、有秩序,但是它的丰富状态、完整状态和奇缺的状态对于诱发学者的灵感非常有好处。有时候整齐划一的东西反而没有丰富性。旧书业的存在使大量比较杂乱的东西在一起,对于有学术眼光的人来说,可以在旧书业里面获得学术灵感,获得学术史料。

第二个我想跟诸位交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淘书跟学术研究的关系。我们平常阅读的时候,你接触大量的史料,比如我们称为第二手文献的材料,基本上是一个文字的东西。文字的东西有时候不大容易诱发人的学术灵感。而那些在旧书业当中流散的具体的文本,尤其是那些比较完整和比较有一定规模的文献,它是一个具体的实物性的史料。这样对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人来说,如果你能有这样的机遇,或者碰到这样的东西的话,容易提升你学术的品格,同时也容易使你学术的领域越来越丰富。很多学者本来对某些学术方面并不是有特别好的研究计划,但他可能是在旧书业里面或者是偶然的机遇当中碰到了某些完整的文献,加上他有比较好的学术素养,可以做出好的判断并从事研究。比如说来新 夏先生,过去是做谱牒学研究的,偶然碰到比较完整的北洋的史料,然后做出了比较好的北洋史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淘旧书和学术之间确实应该说是学者常态的一个生活方式。

旧书业出现的东西一定是有新鲜感,有陌生感,如果你平时在有些方面有一定学术准备的时候,你经常到旧书店去活动,总会有一些实物性的东西能和你平时的学术兴趣或者知识积累发生碰撞。我有一年在北京布衣书局看到一个中山大学教授家里流出来的关于近代诗的抄本,里面抄的陈寅恪的诗比较多。我过去对陈寅恪的诗有过一点留意,发现他抄的题目跟我过去读的陈寅恪的诗的题目不大一样。我就靠这点把这个书买上。回来找陈寅恪诗流行的本子把题目一对比,确实有不同。这些诗歌题目不同里面实际上包含了陈寅恪在历史中的一些选择和判断。最有名的就是陈寅恪有一首写汪精卫的诗。其实陈寅恪是感慨汪精卫的处境和命运,但是1949年以后要流传这些诗的时候,又不能让人从诗的题目就直接看出是写汪精卫的,所以他要把那首诗的题目变动,或者用头两个字或者用地名,让一般人看不出是写谁的。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抄本,后来写了一篇小文章《陈寅恪旧体诗的标题问题》。我平常看陈寅恪的诗或传记不会想到写这么一篇文章,因为看到这个本子,有那么一点感受,也就能写了,而且事实上也能补充一点学术研究中的空缺。

最后说一句,如果我们能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跟旧书业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刘旭东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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