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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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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语》中的黄曾樾  

2011-11-01 10: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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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语》中的黄曾樾

 

钱锺书《石语》中有两次提到黄曾樾,第一次是钱锺书在前记中说:“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该书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二次是陈衍批评王湘绮“学古往往阑入今语,正苦不纯粹耳。”钱锺书在此处下一批语:“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钱锺书非常喜欢“谈艺录”这个书名,1948年出版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也不避重复,用了“谈艺录”书名,《中书君诗初刊》中《哭管略》首联即是:“竟难留命忍须臾,谈艺归来愿已虚。”(该书第6页,1934年自印本)。《石遗室遗话续编》中第二次提到钱锺书,也引此诗颔联,但陈衍把诗题记成了《哭徐管略》,徐管略曾在无锡国专教书,1934年去世。

黄曾樾本书的全名是《陈石遗先生谈艺录》,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聚珍仿宋版印,线装一册,后多次重印,现已收入各种诗话丛书中,坊间极易见到。黄曾樾记录的陈衍原话是:“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散文尤恶劣不可读。至用泥金捷报等字,岂不令人齿冷。”(该书第2页,中华书局,1937年),与《石语》所言,基本相同。钱锺书只注一次,其实《石语》中还有几处与此相同,比如对严复、朱义胄等的看法,足见钱锺书对黄曾樾书非常熟悉,且是案边常备。

黄曾樾(18981966)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福建永安县人。曾入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学习法文,1921年留法,获博士学位,是陈衍得意门生,曾协助陈衍编纂《福建通志》。

《石遗室诗话》中记有:“永安黄荫亭曾樾,弱冠毕业法兰西里昂大学,而夙耽旧学,其师法国老博士某,甚器之,使著《中国周秦诸子哲学概论》,著录巴黎图书馆,得赠哲学博士,中国人未有也。归国从余游,致功诗古文词者甚挚。诗工绝句。”(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1册第45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石遗室诗话》评论黄曾樾诗多首。《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又有三处涉及黄曾樾:“永安黄荫亭曾樾,法国哲学博士,嗜诗古文词。尝记其所请益于余者,为石遗室谈艺录。余已采其诗入诗话。大略七言绝句为上,七言律、五言古次之。”(同上第490页)并抄录黄曾樾诗多首。另一处又说:“荫亭近诗,可采者已不少。今年赴欧美考察邮政,得诗率寄示余。”(同上第573页),“永安黄荫亭司长曾樾诗”,然后完整抄录了贡曾樾的一首诗。(同上第483页),可见其对黄曾樾诗的重视。

现在福建地方文史中,关于黄曾樾的材料很多,我南来教书后也曾稍为留意。抗战爆发后,黄曾樾曾随交通部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一度出任福州市长。1949年后往福建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授,1966年被学生打死。我的朋友作家萧春雷曾写有《诗人本色黄曾樾》,后又见庄南燕专文《黄曾樾之死》在《厦门晚报》连载,这些材料网上很容易找到,我就不再引述了。庄南燕的夫人恰好是黄曾樾之死的目击者,据她说黄曾樾文革中死得很惨,是被学生毒打后抛入臭水池死亡的。2008年,福建师大开过一个纪念黄曾樾的学术会议,但会议的论文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

我曾在一家旧书网的拍卖图录中,发现1939年前后,黄曾樾为印刷其父黄梓庠《黄澹庵先生印谱》及自己的《埃及钩沉》,与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李拔可的来往书札,共九封,此书札为早些年流散出的商务编辑档案,此事早为书界熟悉,近年拍卖会上所出多数近现代名人书札,来源于此。我将这些书札,结合《黄澹庵先生印谱》《埃及钩沉》的出版时间、版本分析,判断无误,并已释读出来,将另文刊出。这批书札,虽是具体编辑业务往来,但其中可以看出李拔可当年在商务的重要地位,他长商务编辑事务时,所出福建文献甚多。《黄澹庵先生印谱》前有何振岱、赵尧生、李拔可等的题诗,黄曾樾要求用“珂罗版或精细铜版印在谱前而通志之文苑传印在背面”,同时对《埃及钩沉》也要求用聚珍仿宋版线装印行,足见其对先辈的尊敬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感情,不过因战时条件所限,后者未能满足,最后还是以洋装形式出版。

黄曾樾信中还多次谈及愿为印行高雨农《抑快轩文集》一事尽力,高雨农是福建光泽人。当时《抑快轩文集》的稿本存陈懋复、何振岱处,黄曾樾在信中说“人间只此两本,万一若遭劫收,奈何?深望吾伯能促成之,吾闽文献幸甚。”1944年该书印出。

黄曾樾热心高雨农著述,除乡谊之外,可能也与陈衍有关。《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中曾说:“吾闽古文家,朱梅崖外,允推高雨农先生澍然,其抑快轩文得力于李习之者甚深。难者集中碑版诸作,除陈望坡尚书神道碑等一二篇外,其余皆乡曲庸行,高先生能描写各肖其人而不雷同。惜其稿本数种,有八本者,有十二本者,全存陈太傅处,尚未付梓以公同好也。”(该书第6页)陈衍同时还讲了一则高雨农的轶事。陈衍认为:“文章与人品有莫大关系。当陈恭甫先生为道光通志总纂时,高雨农先生为分纂。陈没,高承其乏,任总纂。时某中丞怂恿劣衿,痛诋恭甫所纂。高先生寓书当道,力为驳斥,至辞馆不就。其行谊可钦矣。其书洋洋数千言,可谓至文也。”

黄曾樾得李拔可所寄陈宝琛《沧趣楼集》,他读后的评价是“惟管见以为不及夜起翁之前无故人也”,这些言谈,对研究郑孝胥及近代福建诗坛均有启发。

钱锺书交好中闽人甚多,1949年后,除与郭晴湖、郑朝宗多有往来外,与黄曾樾的关系也当引起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早年与陈衍交往,也和李拔可时相过从,我所见《中书君诗初刊》一书的复印本,封面即有“拔可先生诗家吟政   后学钱锺书奉”题字,可见当年福建诗人在中国近代诗坛之地位。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中曾抄录黄曾樾七律《杨花诗》一首:“世态原来薄似纱,何须飘泊怨杨花。沾泥不染丰神远,坠地无声意气赊。岂为忘情离故土,只因赋性乐天涯。谁看万紫千红里,一树梨花冷月华。”陈声聪评论:“君少有才名,此诗不知何感而发,惟非其至者。”(见该书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知后来黄曾樾个人的遭遇,此诗为何而发,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刊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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