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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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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文”的两封信  

2011-05-18 09:5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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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文”的两封信

  日期:2011-05-18 作者:邵燕祥 来源:文汇报
关于“汇文”的两封信 - 谢泳 - 靠不住的历史
                     

    ■邵燕祥
    
其一
    
    谢泳老弟:你好!
    
    谢谢你寄来《汇文(中学)年刊·1947》,你说要给我一个“小小的惊喜”,对我来说,这个惊喜是大大的!
    
    我数学不行,但屈指一算,1947距今,已经65个年头。今之回首1947年,犹如80年代中回首五四,或五四时期回首鸦片战争前夕;再举两个不相干的例子,六十多年的时间距离,相当于蒋介石“仓皇辞庙”去台湾的初期,回首他的呱呱出世(1887),也相当于毛泽东从1893年诞生到1957他的鼎盛之年。其间该有多少沧桑!我辈当然不能与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人物相比,然而六十多年大起大落转眼过来,竟觉得倒也寻常,这是一种随波逐流的麻木吧?不断逝去又无限延长的时间,就这样通过人间历史的起伏聚散兴衰荣辱来播弄众生吗?
    
    这本载有我早年作文的年刊,我是六十多年来头一回仔细披阅。年刊例由毕业班主编,他们暑假一到就离校了,我不在毕业班,却也在1947年暑假转学。因此一直没看到过。前几年遇见老学长刘世瑾,才知他保存着这份年刊,里面还有我一篇文字。
    
    我拿到你寄来的书,先看了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校园风景照片(因大部校园早已腾地建北京站,只有原北楼宿舍仍在,现位于不久前恢复汇文小学旧名的丁香胡同小学一角),还看了老师们的照片,他们都已成为古人,我在这里终于查到了绰号“英文赵”的老师名叫赵国昌,曾打听多年,一些同学也都只记得他是“英文赵”!
    
    翻到后面,我写的《由口舌说起》,一开头就发现年刊主编马宗汉兄为我改的两个字:“从前”——我原写为“曩者”:那时从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和《大学国文》,进而沉迷于明清小品笔记,偏爱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小孩子硬充老气!早在1945年秋,马宗汉办《奔流》壁报,我投稿,当时他高二,我初一。1947年“5·20”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他一度被捕,当时不知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学潮在年刊中没有反映,因为事发时已经发稿了。
    
    这册应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旧年刊,我以为很珍贵。孙女问我,是不是可以赠给母校——她去年才从汇文高中毕业。我说学校图书馆肯定保存得有,何况我也舍不得转送出去。尽管我于书刊已经到了“宜散不宜聚”的年纪,但手此一编,颇有助于怀旧,联想起——“草”样年华的一些细节来。
    
    余容再谈,祝春安
    
    燕祥,三月春分
    
其二
    
    谢泳:你好!
    
    昨天在“笔会”上读到你的文章。你说起1947年《汇文年刊》上我的那篇杂文《由口舌说起》。那确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年刊并非首发,原登在前一年,即1946年6月7日锦州《新生命报》副刊,署名燕祥。
    
    我怎么把稿子发到锦州去了呢?那家副刊编辑许铁谷,跟我上学期的国文老师仇焕香,还有我哥哥在育英中学的国文老师刘曜昕,都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同学。许先生刚刚上任,力辟稿源,刘先生代他向少数爱好写作的同学约稿,我哥哥在毕业班,忙于备考,顾不上,就跟我要了一篇稿子拿去。刘先生他们七八位同学曾经义结金兰,他从仇先生处听说过我。因为我上初一头一堂作文课后,仇先生在卷后批道:“文笔老练,非率尔操觚可比,是从何处抄来?”第二堂作文课后,他相信我不是抄袭了,以后格外关注我的阅读和写作,曾把他所有的鲁迅杂文单行本都借给我。仇先生逝去十多年了,我永远铭记他对我的厚爱。
    
    锦州《新生命报》,跟北平的《新生报》,据说都是时任东北军政长官的杜聿明出资办的。纸张不好,又黑又粗,我保留的剪报就是这样,复印后黑糊糊一片。后来也没再向它投稿,却因它发表了我第一篇杂文而记住它。上世纪80年代某处让我回答类似“第一篇”这样的问题,我似乎曾说是发表于4月20日的《新生命报》,是记岔了,4月20日其实是我写这篇杂文的日子。那一天还写了一篇《鸟语》,短短的小品,没几天,4月29日刊于刚创刊的北平版《新民报》“北海”副刊(张恨水主编)。那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小品。随后在“北海”版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样的描红补白之作,直到1947年初改弦更张,秋天第一次正式发表了新诗《失去比喻的人们(外一首)》,发在沈从文、周定一先生主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上。这就不多说了。
    
    我虽然“不悔少作”,对前贤所谓如同“穿开裆裤”时的照片,并不怕人看,但在二十多年前一直很少提起这些旧事。原因之一,是1951年《人民日报》的“图书与出版”专刊上,发表过当时出版总署负责干部王子野一篇短文,尖锐批评了周而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书里“把中学时代的作文也收了进来”(大意)。周而复当时已是名记者、名作家,还是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他的“中学生作文”尚且不值一提,我还不赶紧自律吗?一个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有待改造者,其参加革命之前的写作,能不是“小资产阶级……顽强地表现自己”吗?
    
    直到近年,为了阐述自己接受思想改造的历程,我重新审视了写作上走过的弯路,不能不提到一些旧作。而你说到研究我的“写作生涯”时这些东西或有的“史料”意义,我想,我虽说写作也写作了,“生涯”也“生涯”了,但属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一类,并没有费心费时研究的价值,也只是诸多“史料”化石之一罢了。一笑!顺祝身笔两健
    
    燕祥,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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