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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

谢泳的博客

 
 
 

日志

 
 

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   

2015-03-06 23:16:00|  分类: 军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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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

                                    谢 泳

 

    2003年冬天,我在悉尼科技大学参加过一个“宪政与中国”的学术会议,记得我给会议的论文是《中国乡村自治制度的来源及实践》。因为要完成论文,我把平时收集的关于山西村治的史料找出来认真看了,恰好老朋友赵诚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山西村政汇编》,我也借来一阅。我的论文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当前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来源于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实行过的“乡村自治制度”,二是作为基层民主实践,早年山西村治的主要历史经验是中国民主实践的宝贵遗产。
    我祖籍并不是山西,但我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至今,对她有非常深的感情,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故乡。我是1961年生人,我们这一代,已完全没有本籍和寄籍的概念,在何处出生在何处成长即把何处看成自己的家乡。
    我对近代以来山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对阎锡山主政山西历史时的正面经验,有自己的认识。我以为早年山西村治的实践,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提供了很重要的中国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法规,是在彭真主政全国人大时完成的,彭真晚年对此非常热心,其心理动力即来源于他早年山西生活的历史记忆,这个判断可以从关于彭真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得到应证。
    一个对中国早期民主实践提供过重要历史经验的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却变得非常落后,至少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山西后来的历史没有提供多少进步经验。我把这一段历史,用“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来说明。
    十多年以前,老朋友傅书华为《山西发展导报》编副刊,他约我写文章,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劳模治省》,此文后来还受到了当时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李淳的批评,但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谓“劳模治省”,我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1949年以后的山西,作为一种精英流动方式,它的重要官员来源以劳模为主。

     第二,在此后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山西都有知名的劳模产生。

     第三,在当代山西历史中,山西从来不犯“右”的错误,宁左勿右成为山西政治的铁律。不像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他们,搞过极左,但也犯过所谓“右”的错误。
    在1949年后的山西历史中,特别是在此后的中国农村历史中,山西农村的经验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阅读相关历史文献,从早期的互助组到稍后的合作化、高级社,从李顺达到陈永贵再到今天的申纪兰,这个轨迹非常清晰。山西历任主要省委领导中,劳模出身的人有相当比例。而过去,阎锡山本人是留日学生,他主政山西时,特别是实业界、教育界和政界以留日学生为多,官员的文化水准,今天望尘莫及。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依靠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社会精英的流动,以“出身”和“政治认同”为基本原则,形成新的现代“门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精英主要以劳模面貌为自己流动的现实前提。虽然“劳模治省”是发生在中国当代政治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模式,但在山西相对其它区域要明显一些。

“劳模治省”的最大缺陷,我以为有两点:一是因为劳模本身以政治认同为基本追求,所以在政治上,劳模不可能独立思考,一般也不具备专业背景,通常以僵化和宁左勿右为基本行事风格,这成为山西政治的主流,代代如此。二是因为劳模本身并不以高深专业背景获得社会认可,所以在政治变动中起伏极大,这导致了山西政治的派别化。山西过去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进的农村经验并不出在山西,反而出在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农村是最出经验的,但历史证明这是弯路。那时高层非常重视山西经验,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毛泽东1949年后从没有来过山西,可能他对山西政治非常放心,不需要亲自来过问,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去过很多地方,但也没有来过山西。
    今天大家公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山西是落后了。但山西落后的事实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却很少人思考。比如山西的文化界,改革开放至今,它还主要是延安传统,而像湖南,改革开放后文化界基本是1957年的“右派”出任领导,比如李冰封、钟叔和、朱正、弘征等等,所以湖南风气大开,留下许多文化成果。
    近年山西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从“劳模治省”转到“秘书行政”。所谓“秘书行政”,主要是指山西的政治精英以出身“秘书”的人为多,虽然就全国观察这也是主要特点,但山西更为突出。
   “秘书行政”的主要特征还并不是指凡有秘书经历的人就都是“秘书行政”,这里的“秘书”主要指给有相当身份的人作过“秘书”的经历。说山西现在是“秘书行政”,只是一个比喻,严格说,要下这样的定义,需把现任山西政治精英的出身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才更科学,但感觉有时候也能把握实质,山西政治精英中,秘书出身的人有很高比例,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个人对“秘书行政”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因为从西方高级文官制度的实践观察,一般说来,代表民意的官员多来自选举,而需要专业的官员通常还是要任命。从经验的角度观察,任命的好处一是重经验和实力,比较能体现不拘一格用人的原则,二是知人善任。任命的前提是熟悉,所以“干部来自熟悉”,在西方文官制度下,也是基本模式,它靠组阁来实现,流水的政务官,铁打的事务官,保证了行政的基本效率。“秘书行政”从正面评价,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西方文官制度的色彩,我们的主要缺陷是制度不能保证它的公证性,容易出现新的任人唯亲,再加上中国干部制度只上不下的特点,所以“秘书行政”,处理不好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
   “秘书行政”,比较显著的缺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是不具备创新精神,现在有专门研究“秘书”人格的,大致也是这个看法。长年的秘书生活,导致对现实政治的缺乏热情,缺乏改革冲动。

    早年罗隆基就经常用西方经验提醒国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但什么样的政府才能保证最好的行政呢?人类文明的经验公认,民主政治下,通常才会有最好的行政。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评价,山西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总还是在进步,不过这个进步的方向是不是能导向更新的进步,这是所有关心山西政治的人所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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